历代经济变革得失
今年读过最棒，最能引起共鸣，启发思考最多的一本书。极力推荐。有许多想分享的思考和感受，但不好把握尺度。如此大胆，如此勇敢。总结了自古至今的经济改革，尤其是近代之后，6次“国进民退”。很多思考和振聋发聩的金句。虽然有故意忽略张居正改革的嫌疑，但瑕不掩瑜。中央集权的经济改革必定与民争利，以国富兵强和统治稳定为目的，但长期看反而会导致官商勾结、民变四起。自由主义、法制、保护私有财产、资产阶级、科技进步才是长久之计，尤其是对于国家和人民而言。经济改革的根本还是政治改革，没有配套的制度，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彻底，已有的成就还会失去。本书
写于2013年，之后的事他没写。13年后的改革，是为中国近代史上第7次国进民退。标志事件是国央企的重新崛起和对民营资本家的更强控制。20年阻止阿里上市，开启了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序幕。同样是以共同富裕为借口。最后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，一鲸落万物死。
后记中，吴晓波提到的四股前所未有的新势力：互联网、非政府组织、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。寄予厚望，推动经济改革和体制变革。10年之后，这四股势力基本荡然无存。
一些我很喜欢的选段，真是一阵见血。值得反复品味:
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，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人性的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础的，好的制度会遏制人的恶，反之则会催化和放大之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比人的贪婪更可怕的是制度的贪婪。大清官王安石创造了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，他的后继者就会把这种贪婪和集权推向极致，并必然地产生异化，这是一条“惯性之路”。
发生在王安石时代的这两个时间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。自由的城市催生自由的商业，自由的大学催生自由的思想，而自由的商业和思想又是人类文明走向现代社会的两块奠基石。
明清治国者有特别发达的“专制智慧”，他们真正发现了“专制的秘密”：政权想要稳定，危险无非来自两处，一曰外患，一曰内忧。除外患，断绝一切联系时不二法门，所以要把国家变成一个铁桶。解内忧，控制、削弱民间的组织力量是关键，所以要把人民打成散沙。
铁桶阵和散沙术，是明清治国者的两大法宝。
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尝言：“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”。
哈耶克 开始于“致命的自负”，终而“通往奴役之路”。
下面的政府指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。
民间企业家阶层对政府彻底失望。当时最大的私营集团控制人荣德生向政府上书，他写道：“若论国家经济，统治者富有四海，只须掌握政权，人民安居乐业，民生优裕，赋税自足……能用民力，不必国营，国用自足。不能使用民力，虽一切皆归官办，亦是无用。因官从民出，事不切己，徒然增加浪费而已”荣德生的这段表述可圈可点，至今是普世道理，可惜不为当政者闻。
中国历代经济改革主旋律：
其一，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原则；
其二，抵御外敌、强盛国家的强国原则；
其三，发展国营事业、节制民间资本的国有经济优先原则。
中国历代经济改革种的4大利益集团：
中央政府，地方政府
无产阶层，有产阶层
如此大胆，如此勇敢。竟然写了49年到78年间的，经济改革。
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，农民是一个被背叛和剥夺的阶层。他们失去了土地，被剥夺了进入城市的权利，他们创造的财富以“剪刀差”的方式转化为国家资产，而他们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。
到1976年，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、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“绝缘”、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，沿用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，此时的执政者“有亡秦之失，而免亡秦之祸”。
对改革开放的评价:
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，邓小平的这些话语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共识，进而勾勒出本次改革的几个基本特征：功利务实、被动渐进、非均衡、不彻底。
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尝言：“土地出产之少，主要不在于土地肥沃程度，而在于居民是否享有自由。
本书写于2013年，之后的事他没写。13年后的深化改革，我愿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第7次国进民退。标志事件是国央企的重新崛起和对资本家的更强控制。
后记中，吴晓波提到的四股前所未有的新势力：互联网、非政府组织、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。寄予厚望，推动经济改革和体制变革。10年之后，这四股势力基本荡然无存。
地方缺乏自治意识、政府与民间缺乏契约意识、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、企业家阶层缺乏阶层意识。
只有自由和市场经济方能在现代激烈的竞争中存活，过去的中央集权主义，在外部势力的角逐下，不得不对地方和小资产阶级退步。
20年阻止阿里上市，开启了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序幕。同样是以共同富裕为借口。最后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，一鲸落万物死。到23年，撞到南墙，经济下滑趋势明显，开始重新鼓励民营经济和外资的时候，内外资都已成惊弓之鸟，全无信心。
布罗代尔曾很简洁地说道：“中国社会，政府的权力太大了，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。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。”